
“1930年12月28日夜,师座,这片山沟透着股子邪气,红军是不是就在前头?”阴冷的雨丝顺着那名士兵的盔沿往下滴,他并不知道,眼前这段崎岖小道已经被对方精心布设成“口袋”。
张辉瓒的第十八师此刻正摸黑向龙岗逼近。情报显示红军主力就在附近,一旦斩获首功,回南昌述职的台阶就有了。出发前,复兴社同僚还嘲笑他说,这帮农民军不过是乌合之众。张辉瓒信了,也让部属信了,于是他们忘了侦察,忘了补给,甚至忘了山里百姓的眼睛比烽火台还亮。

拂晓时分,山风呼啸,埋伏已久的红军发出一声口令,密集的火力瞬间封死了退路。第十八师先是错愕,继而溃散。从曙光初破到日上三竿,九千余名官兵被缴械,连师长张辉瓒也倒在满是落叶的山坡上,手枪还没拔出半寸。俘虏被集中押往瑞金,沿途百姓送水送饭,战俘心中五味杂陈——从未见过这样的军纪。
瑞金临时营地里,工作人员递上两张薄纸:留下参军或领路费返乡,自己签字。枪口并未顶在额头,帐篷外站岗的红军还在用赣南腔教人唱《三大纪律》。有人犹豫,有人激动。最终,多数战俘选择了第一行字——留下。

张辉瓒却没有机会作此选择。这个湖南武冈人,早年留学日本、德国,拿着花哨的洋文军学履历回国,却把枪口对准新生的革命力量。赣南群众列出他的罪状:烧屋、抓丁、逼租、杀害赤卫队员。民愤如潮。1931年7月,万人公审大会的木台搭在广场中央。判决读完,人群中爆出怒吼,枪声随之响起——张辉瓒伏法。
蒋介石急电瑞金,愿出二十万元现洋、并交换“政治犯”求其部下。朱信芳——张辉瓒的妻子——也托人送来金银细软,只求留得一命。但事态已失控,民意如铁。处决书落笔,一切皆成定局。
行刑的硝烟散去,留下的是三个尚在读书的孩子。母亲明白丈夫走错了路,便更用心约束子女,生怕旧辙再踩。结果,这三个年轻人后来都与父亲划出清晰分界。

张远渠,是过继来的侄儿。少年随叔赴德,学的却不是兵法而是医学。抗战爆发,他把湘潭公立医院成建制移交给八路军后方医院,自家人削减口粮也要给伤员配药。战后,他在长沙筹建首家整形外科诊所,“解放军里伤员多,我们得帮他们抬头做人”,一句大白话,道尽医者仁心。
亲生次子张远谋厌恶硝烟,高中时就爱鼓捣化工仪器。美国大学开出优厚奖学金,他却在1948年坐货轮回到上海,回去编教材。新中国成立后,《传递过程原理》成为工科生“啃不完”的砖头书,1985年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奖,他笑言:“写书比打仗安全,可也得操心全国学生的饭碗。”

小女儿张远仪考入西南联大外文系,后来转至清华深造。她翻译英国技术文献,笔下的每一行都标注来源页码,同行戏称她是“脚注控”。建国初期,外交部缺口译,她被临时抽调赴北京,曾在中英会谈现场把五页即席发言一次性译出无错,被同事称作“远仪字典”。
如果说张家子女的转身说明个人选择的力量,那么九千战俘里走出的三位将军,则见证了制度感召的分量。
刘金轩当年排队登记时只问一句:“到红军当兵管不管给脚瘸的弟弟寄口粮?”值班员回他:“管,家属口粮按边区政策走。”就这一句话,刘金轩留下了。从闽赣突围,到湘江浴血,他总冲在最前;百团大战里,他绕后割断敌军铁路,炸桥时炸药包少了,他索性用山石补。1955年授衔中将,证书递到手里,他只说:“以后别叫我老刘将军,还叫老刘班长。”

王诤不同,他是黄埔六期通信科高材生。缴械后,他自觉站到角落,生怕被当作军官揪出。毛泽东得知“有个会摆电报机的行家”,直接去营房找他。“无线电嘛,有用得很。”一句平实话,让王诤彻底放下顾虑。此后,他领着十几台缴获来的破发电机,一边修一边播报。第二次反围剿前夕,他截获并破解了国民党急电,内容涉及兵力调动。次日夜袭得手,红军伤亡锐减。授衔时,他还是那件旧呢子大衣,兜里揣着一把改锥——“机子随时会罢工,工具不能离身。”
至于李治,这位被迫拉去当军医的文弱书生,在俘虏队伍里最先举手:“七百多号伤员没人管,我能不能留下救人?”组织同意,他连夜拆门板做担架。长征途中,周恩来高烧不退,他诊断为阿米巴痢疾,无手术条件,只能用高浓度石炭酸与中草药混合灌肠。外科医生听了直摇头,可周恩来三日后退烧。新中国成立时,李治被任命为军事医学科学院卫生部长,颁奖仪式上他悄悄摸了摸口袋里那支当年调配石炭酸的细玻璃管。

值得一提的是,当年两张薄纸上也有人选择了返乡。红军支付路费,写好介绍信放人。多年后,调查部队史料时,有干部感叹:那批人里也有人在解放战争中又被我们俘虏,笑着说“还是老规矩吧?”可见,政策的温度有人记得。
张辉瓒的覆灭并没有随着枪决戛然而止,反而在他的部下和子女身上折射出另一种“续篇”。同一个起点,不一样的路向,有的走向黑暗,有的拥抱光明。历史无法删改,但选择永远存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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